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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鼎立格局下的东吴海外开拓之旅

发布日期:2022-03-28 05:05   来源:未知   阅读:
 

  在正史《三国志》中曹魏是被视为正统的一方;而《三国演义》则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相比之下东吴的存在感似乎偏低。应该说三国时代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三国演义》所起到的宣传作用,由于《三国演义》是以蜀汉作为主角书写的,因此很多观众也就先入为主以为蜀汉自带主角光环。当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三国演义》对那段历史着迷后往往又会去看关于三国时代的正史,然而这时他们发现曹魏实际上是三国时代的正统,因此关于三国时代就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察维度,不过这两种维度都同时忽略了东吴。

  也许在有些人的印象中东吴就是一个满足于偏安一方的割据势力,相比之下以正统自居的曹魏始终视蜀、吴为叛逆,而蜀汉也始终打着兴复汉室的旗帜。这种历史观的形成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着眼于三国之间的博弈,事实上地处长江以东以南的东吴政权除与曹魏、蜀汉在中原鼎足而立外还充分利用本国近海的便利优势不断向海外进行扩张。东吴的海外开拓之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不得已而为之: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下东吴政权要生存就需要扩张领土。然而以东吴的实力要吃掉曹魏无异于痴人说梦,而有山川之险的蜀汉也不是东吴一时半会能拿下的。

  况且在曹魏强势的状态下东吴和蜀汉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所以东吴也不可能把蜀汉设定为主攻目标。纵观整个三国时期尽管蜀吴之间曾因荆州问题爆发战争,但绝大多数时候蜀吴之间是共抗曹魏的盟友关系。既然曹魏打不下,蜀汉不能打,那么东吴就只能选择向海外发展。这是东吴向海外开拓发展的必要性,与此同时东吴在向海外开拓方面还具备独特的优势:三国中蜀汉全部国土深居内陆,缺乏向海外拓展的地理条件;曹魏的海域中作为内海的渤海占据了较大面积;相比之下真正具备通往大洋的顺畅条件的其实就是东吴。

  事实上早在汉代就已存在有明确文字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在《汉书·地理志》记载其航线为:从徐闻(今广东徐闻县境内)、合浦(今广西合浦县境内)出发,经南海进入马来半岛、暹罗湾、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南部的黄支国和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所以东吴出海其实是有现成的航线可资利用的。东吴出于同曹魏、蜀汉在长江上作战与海上交通的需要而积极发展水军,船舰的设计与制造因此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当时东吴的造船业已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准。东吴所造的船主要为军舰,其次为商船,数量多,船体大,龙骨结构质量高。

  这对贸易与交通的发展、海上丝路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东吴的丝织业已远超过两汉的水平与规模,始创了官营丝织,同时也有了自己独特的创新与发展。中华文明是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在夏商周时期江南地区是山越民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直到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人关注起对江南的开拓,但真正意义上最早大规模开发江南地区的政权是东吴。建安七年至建安八年间孙权开始推行屯田。孙吴的屯田分为军屯、民屯两种:设置典农校尉、典民都尉、屯田都尉等官职管理屯田事务。

  东吴在如今浙江境内开辟有海昌、上虞、新安等屯田区;在湖滩大规模开垦土地,建立了毗陵、湖熟、溧阳、江乘、于湖、赭圻等屯田区;利用从中原南迁的人口建造了金宝圩;在长江中游建立了浔阳、阳新、武昌、陆口、江陵、长沙等10余处屯田区。这些措施促进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同一时期以制瓷业、铜铁冶铸业、纺织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也在蓬勃发展:东吴的青瓷业在东汉釉陶制造基础上走向成熟;会稽郡(相当于今浙江东部)成为了当时天下闻名的青铜镜和刀剑兵器制作的中心。

  这一时期东吴已能制造上下数层且能跑马的高大楼船。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孙权在武昌建造可乘坐三千人的大型船舰。黄龙二年(230年)孙权命卫温与诸葛直率甲士万人乘坐这样的大船浮海求夷洲(台湾),这是历史上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国大陆先民首次开拓台湾之举。孙权还想趁此次造访夷洲的机会顺便前往,那么这个亶洲又是何地呢?《吴主传》中是这样记载的: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由此可在亶洲大概就是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称谓。

  东吴对日本的认知及其联系其实是落后于曹魏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记载了”彼时日本岛有邪马台国、狗奴国等数十个小国“等信息。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还曾多次遣使向曹魏进贡。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十二月魏明帝曹睿正式册封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并赐予印绶、财物。同一时期东吴与日本并无官方层面的往来,不过吴地会稽郡的人偶尔能遇到从来的人,会稽郡人出海航行也有落难漂到亶洲的。也许孙权此举是试图与曹魏争夺藩属国的行为。卫温、诸葛直的夷洲之行在当时看来其实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败之举。

  孙权交给他们的任务是出海访求夷洲、亶洲,然而卫温、诸葛直最终没能找到亶洲,所以只能在抵达夷洲后返航。卫温一行历时一年仅成功抵达夷洲并带回了几千名夷洲人,但出海的万名士兵却“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这次行为不仅没使东吴的疆域得以扩大,反而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对此恼羞成怒的孙权将卫温、诸葛直下狱处死。然而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上看待这次夷洲之行,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功在千秋之举——其他姑且不论,至少东吴的海上开拓举动为台湾纳入中华版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了三国末期东吴将领沈莹在其所著的《临海水土志》中记载了台湾原住民山夷与大陆百越民族同根同源的文化渊源关系;并从地理方、气候和地形,以及居民的生产习俗等方面,记述了台湾岛的自然环境及高山族的社会生活发展情况。这一著作对当时的台湾人民的生活有详细的描写,是世界上记述台湾最早的文字。然而我们不能要求孙权具备未卜先知的能力,所以他实在无法估量夷洲之行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只知道夷洲之行使东吴在未经历战争的状态下损兵折将,而这在当时三足鼎立的格局下其实是极为不利的。

  本来在夷洲之行的同时孙权还试图攻取朱崖。朱崖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和夷洲不同:海南岛并非东吴最先开拓的。早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就在海南岛上设立九个郡。朱崖在当时本是九郡之一,后来逐渐演变为整个海南岛的代称。在东汉末年的混乱状态下中央政府对与大陆隔海的海南岛在管理上有些鞭长莫及,当地因此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夷洲之行的失败使原来进军朱崖的计划直到十二年后才得以施行——《吴主传》载:(东吴赤乌五年,公元242年)秋七月遣将军聂友、校尉陆凯以兵三万讨朱崖、儋耳,至此海南岛被纳入东吴版图。

  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后来在经历不断的合纵连横和相互兼并最终曹魏、蜀汉和东吴三方势力崛起,而其他各路群雄基本灰飞烟灭。不过也有一个崛起于群雄并起时代的割据政权存活了下来。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成为辽东太守。公孙度在任期间诛灭境内豪族一百多家,从而确立了自己在辽东郡的绝对权威,事实上发展成为东汉末年的一方割据势力。公孙度还对外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周边的鲜卑、乌丸、扶余、高句丽几乎都被他打了一遍,他还趁中原战乱之机越海取胶东半岛北部东莱诸县。

  官渡之战后袁绍的两个儿子袁尚、袁熙兄弟前去投奔割据辽东的公孙家康。这时公孙家的当家人已换成了公孙度的儿子公孙康。公孙康自然清楚以辽东的实力绝不足以抗衡北中国的霸主曹操,于是斩杀袁尚、袁熙并将其人头送给曹操,而曹操忙于准备南下的战争也就同意让公孙家在臣服自己的前提下保持半独立性,于是辽东公孙家就成为名义上臣服于曹魏的一股割据势力。嘉禾二年(233年)孙权派遣张弥、许晏等人携金玉珍宝渡海至辽东,立公孙渊为燕王。尽管畏惧曹魏的公孙渊斩杀了东吴来使,从而导致孙权的图谋未能得逞,但也证明孙权的确试图从侧翼包抄曹魏。

  在公孙渊斩杀东吴来使的行动中只有秦旦、张群、杜德、黄疆四人翻墙逃脱。四人中张群膝盖生疮,三人轮流帮扶着在崎岖山谷中行走了六七百里。后来张群的伤愈发严重,他要求三人舍弃自己独自逃生,杜德却说:”万里流离,死生共之,不忍”。最后杜德留下采摘菜果照顾张群,秦旦、黄疆出山探索。二人出山后又走了几日方才发觉自己已身处高句丽境内了。据《乌丸鲜卑东夷传》记载:高句丽在辽东以东一千里,首都丸都山即今吉林省集安西北,其国土方圆约两千里,户口三万,南临朝鲜等国,北与游牧民族夫余接壤。

  此时的高句丽王名叫位宫,与辽东公孙氏素有仇怨。秦旦、黄疆进入高句丽后随机应变称自己是孙吴皇帝派来宣诏册封高句丽的使臣,但被辽东公孙渊劫掠。位宫听闻后派士兵随两人到山中接回张群、杜德,最终将四人安全的送回孙吴并奉表称臣献上贡品。一年后东吴使者谢宏、陈恂出使高句丽答谢位宫。不过此时位宫又和曹魏交好,因此打算效仿公孙渊袭杀东吴使者。谢宏等人发现异常后立刻抓获了位宫的主簿等三十余人作为人质,位宫表示谢罪并献出马匹数百匹。因为东吴这次出使的船装不下这么多马,所以谢宏最后只运载了八十匹马返回。

  东吴在夷洲、辽东、高句丽的开拓行动在当时看来基本都可以被视为是失败之举,相比之下在东南亚方向的开拓就成功得多了:当时东吴以中华正统的身份与占城、扶南等东南亚国家确立了宗藩朝贡关系。《梁书·诸夷列传》记录了吴人康泰、朱应出使扶南国等多条东吴船队远涉海外的珍贵资料:公元243年扶南国王范旃遣使到吴国贡献乐人和方物。同年孙权派遣中郎康泰回访扶南,九年后又派宣化从事朱应出使扶南。康泰和在扶南碰到了出访扶南的两位天竺使者,从他们口中了解了一些关于印度的信息。

  后来根据这些信息撰写出了《吴时外国传》、《扶南异物志》两部重要著作。这两部书籍对扶南及周边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遗憾的是这两部书籍后来都遗失了,只剩部分片段被后世书籍所援引而得以保留下来:《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书·艺文志》等古籍中列有专门的条目引用《扶南异物志》;《吴时外国传》则在《水经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史记正义》、《史记索隐》、《通典》、《文选注》、《白孔六帖》、《太平御览》等古迹中可以找到一些摘录。

  在宋代的《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中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从加那调州乘大伯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秦,大秦国也。这里提到的大秦国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梁书·诸夷列传》中记载了孙权遣使臣刘咸将大秦国商人秦论及男女各十人一道送回大秦之事,这可以佐证出东吴具备着强大到可远涉海外抵达罗马帝国的海运能力。《汉书》曾记载:公元166年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180)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郡(今越南境内)登陆,然后北赴洛阳。

  由此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国直接通使的纪录。在罗马人托勒密所著的《地理学》中也曾提及此事。到了三国时期康泰在出使扶南归国后汇报称:在海外人眼中天下有“大秦国宝众-中国人众-月氏国马众”——罗马帝国盛产珠宝,中国人口庞大,控制中亚东部的贵霜帝国则经常出口良马。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和罗马的影响力都已辐射到东南亚、南亚一带。当时一个叫秦伦的罗马人走海路来到了吴国都城并参见了孙权。孙权对于罗马的国家制度和物产非常有兴趣,于是多次对他咨询。孙权还把他在讨伐山越时虏获的那些身材矮小、皮肤较黑的越人也送给秦伦。

  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梁书》中记载:“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公元237年准备返回家乡,孙权派一个叫刘咸的人送他回乡。然而刘咸半途而死,只好一个人回国。刘咸之死使孙权与罗马通使联系的愿望暂时落空,但孙权并未就此停止海外开拓事业。东吴的海外扩张之路范围广泛:北抵辽东半岛、朝鲜半岛,南达台湾与海南岛,甚至于东南亚地区、欧洲罗马帝国等地均有涉足。位于东南亚的扶南国成为了这一时期东西方海上交通咽喉之地。

  《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所收录的《吴时外国传》的内容中有这样一句话:“从加那调州(今缅向丹那沙林,一说在孟加拉湾西岸)乘大舶,张七帆,时风一月余日,乃入大秦国”。“大秦”是当时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船只已具备远航罗马的能力。如今在英国伯克郡的一个村庄里考古学家挖出了一处距今1600年的遗址。其中的出土文物中有的刻有汉字,这证明这些器物很可能来自于中国,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当时的确曾有中国人到达过罗马帝国(当时英国属于罗马统治)。

  事实证明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中国人就有能力、有勇气探索遥远的异域,甚至曾有中国人亲眼目睹过罗马帝国。此后的东晋、南朝继承了东吴在海外开拓方面的基础,于是中国的海洋贸易迎来了高度兴盛的时期。据阿拉伯历史学家马斯欧迪攥写的《编年史》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海船常进入波斯湾,到达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附近(离巴比伦废都约3公里)进行交易。考古工作者于1960年在广东英德县含洸石墩岭、1973年在曲江县南华寺附近的南朝墓葬中均发现波斯(今伊朗)萨珊王朝的银币,这也许证明当时已有波斯人或阿拉伯人曾来广州贸易或居住过。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动荡的局面,所以这时中国人的海上活动主要是私商的海上贸易活动。隋朝完成南北统一后重新具备了以国家意志推动海洋事业的实力:公元6世纪中后期隋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出海寻访海外异俗,当朱宽一行途径今日北起奄美大岛,南至与那国岛(今钓鱼岛西南170公里)时见一片珍珠般的岛屿浮在海面中,“若虬龙浮在水面”,遂为其取名流虬。这片岛屿就是由今天的台湾和琉球群岛所组成的岛链。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更加兴盛: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广州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商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